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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注册送奖金娱乐,加藤嘉一:我终于认识到自己无用

时间:2020-01-10 15:06:04责编:网站小编

2015注册送奖金娱乐,加藤嘉一:我终于认识到自己无用

2015注册送奖金娱乐,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

2012年8月28日傍晚,加藤嘉一离开中国,抵达马萨诸塞州的剑桥。在日本生活了18年,中国生活了10年,他即将在美国开始长达3年的哈佛大学访学计划。他尽量让自己变成一张白纸,“就像十年前刚到中国时一样”,唯一不同的仅仅是,那个时候他连语言也不通。

在美国的第一个夜晚,加藤还是和在北京一样,买了一瓶啤酒边走边喝,“喝了一口,特别爽快”,不料当即被两个白人警察叫住,警告他在公共场合喝酒是违法的。

他回到住处坐下来,才很分明地反应过来,“噢,这里已经不是中国了。”

在哈佛和麻省理工中间的汉考克大街安顿下来后,他逐渐开始接受一种“什么都不干”的生活:有时会在图书馆看一天书,连书也不想看的时候,就跑到剑桥市政府门口晒太阳,或者去查尔斯河边上跑步,也做菜、洗碗、散步、逛书店,漫无目的地坐地铁,买一些波士顿当地的啤酒回家,醉得差不多了就倒头睡觉。

他以前从来没有设想过,自己有天也可以过这种慢节奏、完全放松、脱离公共议题的生活。这种感觉,加藤形容,作为一个人,他比原来更健全了。

“以前觉得自己牛逼”,如今回过头来看,“全是泡沫。”

2003年,加藤第一次出发到北京,全家人在成田机场给他送行,母亲临别前还递给他一封信,他哭得泪眼汪汪。这一走,就在北京待了将近十年。

那是他黄金的十年。二十出头的年纪,自信满满,对着媒体侃侃而谈,频频发表日中关系的言论,颇有外交风范,加诸他身上的皆是“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”“新世纪遣唐使”之类的光环。最忙的时候,每年要接受300多次采访,写200篇以上的专栏,进行超过100次的演讲,平均每年出2本书,还见了两国的领导人。

问及如何形容这十年,加藤说是一段“长跑”,一段来不及思考目的的持续长跑。“那个时候太忙了,根本腾不出时间去想,这一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?”

后来有个日本女运动员的话让他印象深刻,有人问她比赛完之后哪里最累,她回答说脑子最累,“按道理跑马拉松应该腿最痛,但脑子最累才是境界。文武两道,要一边想一边跑才行呐。”

他也曾是跑步运动员,但当时的他认为,跑到倒下去的那一刻,才是自己的风格。

他一度陷入一种“控制不住自己”的状态,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,媒体、节目、出版商一个劲地找他,他不停地提高写作频率,高速度地持续产出。他不拒绝每一次机会,害怕停下来一切就付诸东流,只觉得这一切是合理的良性循环,如同新陈代谢。最顶峰的2011年,他一年时间就出了7本书。

现在回想起起来,自己的成功出乎意料的顺利,甚至是种不正常的顺利,“我的实力没有提升,但知名度、影响力、话语权,跟社会有关的这些表象的东西不断地上去”。一切都像虚幻的泡沫。

失意和得意来得一样突然。

2012年,因为对“南京大屠杀”的言论以及被曝“履历造假”,网友和媒体对他口诛笔伐,“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”转眼间就变成“混在中国的日本骗子”。

这场泡沫的崩溃在他看来是早晚的事。得知自己造假被揭穿的那一刻,加藤嘉一已经在波士顿的家里,只觉得“多年的心事,终于结束了。”

他后来对媒体坦诚道,当时就是因为虚荣心,因为没有资源没有钱,想当然地通过那样的方式拔高自己,“当时我也是不择一切手段、用一切办法往前走。”

到美国的访学是早前的计划,此时也合理地变成“被赶出中国”。前往哈佛大学的时候,他还不无深情地在写下一篇《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》,“我将离开中国,前往美国。这不是抛弃中国,而是为了深化我与中国间的情感联系,让我能够更加客观、冷静地观察、解释和参与中国。”

中国给了他无数发声的机会,他顺理成章把这当做命运的馈赠,认定自己是日中关系波折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他内心里一直觉得,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如果不努力,中日关系是无法往前迈进的,“必须有人不惜代价地做下去,用我当时始终铭刻于心的话来说——要有使命感。”

“我对中国的过去与未来,始终抱着当事者的意识去关心、思考、以及表达。时代赋予我的使命,我抱着应有的自觉。”

这种使命感绑架着他。

相比那些曾经的喧哗与骚动,美国给了他一种“无用感”。

刚到哈佛的时候,仿佛一种惯性,他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身份,利用过往的经验和积累,他仍然频繁发声,参与报告和辩论,想进入美国知识精英阶层的核心圈。“结果,一无所成。不管我跟多有影响力的人交流,在品牌度多高的平台做报告,我始终未曾感觉到自己发出了什么声音。”

在《我所发现的美国》里,他用一个章节描述这种感受,一场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,他在也许声音更丰富,但没有他一样圆满成功;他在哈佛做了一场演讲,表达了他认为极其重要的内容,但其实他说不说这些,一切仍然会发展下去。

乍一听上去,有点丧气,但他反而认为这是他在美国最大的收获。

作为一个日本人,武士道传统的“切腹”精神深深影响着他,一个人一旦认识到自己对社会不起任何作用,很可能难以活下去。他想到村上春树在普林斯顿和哈佛写的随笔,“待在美国的一个好处是能让你明白自己的无用性。在这里,你能感受到自己是多么微小的存在。你在与不在,做什么或不做什么,这个社会照样会运转下去。但在日本,你总以为自己重要,你所做的事跟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关。”

美国对他的“不在意”让他变得轻松和放开,他告诫自己不要想太多,允许自己“可以不用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角度认识自己,定位自己,要求自己。你是一个人,生活是第一位的,只要过好日子,至于事业,根据自己的能力,一步步来就好,不要勉强,也不用放弃。”

作为30岁的生日礼物,他给自己写下:从使命感到无用性。“这个‘无用’的意思就是你要相信他者的存在与社会的功能,或者说这个时代的自净作用。”

现在他几乎找到了平衡的状态,以前他尽全力想和政治发生联系,现在觉得自己写作与否跟这个社会发展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“但这不意味着放弃努力”,他反过来说道,“这种使命感、无用性、不勉强、不放弃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。不能随便出手,机会只有一次。”

他更加审慎地对待一切,不管是写作还是曝光在公共活动中。

再次回到中国,他到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了一门课,课程叫《国际关系前沿问题》,不是必修也非选修,是门讲座型课程,不计算学分,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可以自愿参加。

在学校里的生活很简单,每周3到4节课,拒绝参加任何会议,也鲜少和其他老师来往,倒是和学生的关系很好,“原来因为自己的懦弱、自以为是,会去在乎名声、地位,现在彻底不在乎,放松而集中地解决学生的问题就好”。

剩下的时间,加藤几乎都在宿舍里埋头写作。从2016年9月到12月初,写完《我所发现的美国》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,他记得很清楚,那时候特朗普选举也到了尾声。

这本书里他谈了许多热门的话题,诸如美国的国民性与价值观、城市与地域、国家与个人、教育与大学、民主与爱国、智库与决策、大选与政治,但字里行间仍然脱离不了中国。

如他所说,在北京生活了十年,中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,他观察美国的同时没办法不反观中国,自觉或不自觉地,“到任何地方观察美国的政治和社会,美国人的活法和特点的时候,总会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、中国人的活法和特点作比较。”

整部书用中文写完,他把它定义为“一个日本人用中文写下自己眼中的美国”。

有人评价他“装”,他说自己这是发自内心的“装”,他进而解释道,在日本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,他成绩最差的就是国语,对他来说,写作是从中文开始的,“中文写作对我是意味深长的,我一辈子都会用中文写作。”

“如果有一天我回伊豆种地,我还是会用中文写我种地的体验。”加藤曾经设想过,如果自己没走出日本,也许最终会留在伊豆种地。

一直强调“第三者”身份的加藤,从不吝于表达对中国的感情,也很肯定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在美国,但对于日本的故乡伊豆,他此刻流露出的惦念更加深沉,“我最后还是会回去的,我渴望死在那里,希望有人把我的骨灰仍在伊豆的大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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